“新冠”时期的生命摆渡人

 

 

　　记赶赴武汉抗疫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

车队向火神山医院转运患者。 付春来/摄

　　王达

　　夜幕低垂，蓝灯闪烁，一辆辆负压救护车呼啸飞驰，将新冠肺炎患者护送至各定点收治医院。他们是生命的“摆渡人”——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

　　疫情发生以来，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分批向北京、上海、青海、内蒙古、云南、吉林等六省（自治区、直辖市）征召65名队员，组成32个车组，派驻武汉市急救中心、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光谷院区、协和医院本部、协和西院，开展新冠肺炎患者转运工作。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为车队紧急采购了20台负压救护车和车载医疗设备。

　　自2月12日到3月10日24时，车队累计转运新冠肺炎患者7343人次，其中危重症、重症患者2464人次，接送出院康复者数十人。“最高兴的事，就是看到运往ICU的患者越来越少，出院的越来越多。”青海队领队王海涛说。

　　惊涛骇浪，也是日常

　　来自上海市急救中心的资深驾驶员刘轶此次担任上海队领队。3月3日晚，刘轶接了个“大活”。

　　“出动10台车组，将199名患者从市五院转移到火神山。”他说，按照以往经验，像这样的“大活”，一般要忙到后半夜。

　　武汉市第五医院是武汉首批7家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之一，共开放床位400余张。近期，随着武汉疫情形势好转，市指挥部决定将方舱医院、市五院等定点收治医院逐步清空，将患者分批转运至火神山、雷神山等医院。因此，刘轶和队友们越来越忙。

　　“不过这种忙，忙得开心，忙得充实。”来自内蒙古自治区中医院的主管护师陈辰，此前与刘轶素不相识，但经过近一个月的合作，两人已经成了“黄金搭档”。

　　“每次转运患者时，心情都特别沉重，尤其是有些患者年龄偏大，又没有亲人陪伴，情绪十分不安。”将一位坐轮椅的老奶奶扶上车，为她仔细扣好安全带后，陈辰又接来3名患者，加上他们的行李，将救护车医疗舱堆得满满当当。

　　关好舱门，陈辰又回到驾驶舱副座。按照规定，她与患者零距离接触后，已经属于被污染群体，不能再进入驾驶舱。但事实上，在繁忙的转运任务中，刘轶和陈辰已经很难把握这条界限。就连刘轶，也需要下车帮助抬担架、接患者。

　　“这次没有危重症患者，不然我肯定要去医疗舱盯着。”陈辰还是不放心，时不时通过隔离窗回望后舱，观察患者的身体状态。

　　在武汉的近一个月，“摆渡人”每天就是这样，在车轮上、担架旁、轮椅边忙碌着，有时还会遭遇惊涛骇浪。2月19日中午，刘轶、陈辰车组接到指令，将几名重症患者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医院转运至火神山医院。这是她第一次前往火神山。

　　路途较远且颠簸，一名患者突然出现呼吸困难和咳血等症状，陈辰立即为患者吸氧，用吸痰器帮助患者吸痰。等转运车抵达火神山，陈辰将患者送至病区，接诊医护人员被她的样子吓坏了，防护服、手套上沾满了患者咳出的血痰和黏液。

　　“这种情况是最危险的。”谈及陈辰那天的经历，青海队领队王海涛不禁为她捏把冷汗。进驻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一个多月，青海队不止一次参与转运插管治疗的危重症患者，对于其中风险心知肚明。

　　新冠肺炎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因此越是那种难以行动、咳嗽不止，甚至插管抢救的患者，传染风险越高，转运难度也最大。“病人加上担架、监护仪、呼吸机、氧气瓶，一共小两百斤，平地还好，上下台阶只能靠人工抬，非常吃力。”王海涛说，像这样的高难度转运，队员们一天要遇到七八次，每次忙完都要累出一身汗。

　　累极了，队员就靠在路旁的栏杆上休息。至于旁边的草坪，看着养眼，队员却不敢坐。“草叶粗糙，万一把防护服割出口子来，肉眼很难注意到，病毒却能钻进去。”王海涛说，在武汉的这些日子，面对无处不在的风险，倒把一群粗犷的青海大汉“逼”得心细如毫。

　　纸尿裤和“军功章”

　　从青海出发前，王学军预想过很多可能面临的困难。但他没想到，最大的困难，却是最不起眼的“方便”问题。“这辈子再也不想穿纸尿裤了。”

　　“纸尿裤”，是所有队员痛恨却又绕不过的话题。尤其是在前期，防护装备匮乏，一套防护服经常要顶七八个小时，一包鼓鼓囊囊的纸尿裤，就成了大家的工作必需品。

　　“虽然穿着纸尿裤，但我们毕竟不是失能老人，还是想尽力忍住。”王学军说，在武汉的每一天，他都尽量控制少喝水。尤其是早餐，尽量少吃，“吃饱了新陈代谢就快，就想‘方便’，感觉还不如饿着”。

　　队员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着不同的饮食习惯，遇到重油重辣的湖北菜，难免有些不适应。28岁的庞庆丽，来自云南省阜外心血管医院，她是和同事一起主动报名来武汉的。因为胃病和饮食不习惯，有一天上车前，她偷偷吐了一大口，却没有告诉任何人，强忍着穿上防护服，继续执行转运任务。

　　直到距离交班只剩半个小时，再也坚持不住的她，才被同车队友发现并强行“赶”下车。后来，面对队友关切的问候，她不好意思了，“感觉自己是在给大家添麻烦”。

　　第二天，新的班次开始，队友要求给她替班，她却坚持不肯：“我现在就想特别完美地出一趟车，证明自己全好了”。当天，她和队友一起转运了170余名患者。

　　每天穿防护服、戴口罩，加上长达五六个小时的高强度工作，给爱美的姑娘们留下了难以掩饰的“战斗痕迹”。

　　来自云南的刘梦迪每天都要跟家里视频，证明自己“好好的”。但有天出完车，她摘掉口罩，发现自己的脸上被勒出两道深深的压痕。

　　“后来我跟爸爸视频，故意藏着不想露正脸。”刘梦迪说，但是知女莫若父，“最后爸爸就勒令我露正脸给他看，看完后半天没说话，最后来了句‘挺好的，军功章一样’。”

　　“当时感觉眼泪快掉下来了。”刘梦迪回忆说，她隐隐听到爸爸嗓音也有些沙哑，“我想一定是隔太远，网络不好的原因吧”。

　　轮到我们上战场

　　在中国红十字会救护转运车队65名队员中，有11位是“90后”。刘梦迪、庞庆丽、张春华……一个个年轻的名字，平时都是家里的心肝宝贝，却在武汉最需要的时候，毅然走上抗疫一线。

　　29岁的张春华老家在青海化隆。来到武汉之前，他刚在西宁火车站义务执勤一周多。因为走得急，他连家都没回，在火车站办了一张临时身份证，便匆匆赶往机场集结，“也没敢跟家里说，怕他们担心，毕竟我是家里的独生子”。

　　直至不久前，青海省红十字会登门慰问，家人才知道他不在西宁。“后来，奶奶就给我打电话，在电话那头哭得不行。不过他们也没说让我回去，就是叮嘱我在武汉好好干，注意安全，做好防护。”张春华说，来之前没想那么多，现在还是有点小后悔，“不为别的，还是应该跟家里，起码跟爸爸妈妈说一声”。

　　同样来自彩云之南的何美萍，昵称“萍姐”，实际年龄却不大，今年28岁，与刘梦迪、庞庆丽合称“三小只”。“萍姐的妈妈那天去出发现场送她，我们还挺担心，但萍姐居然忍住了没哭，还与妈妈微笑道别。”刘梦迪说，自己当时感觉萍姐超厉害。

　　“但后来，去机场的路上，萍姐说她其实挺怕的，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也一样，老庞也一样。”刘梦迪说，到了机场，紧张感“翻倍”，萍姐就拉着大家一起自拍，“也许这就是女孩子的特性吧，自拍可以压倒一切。”

　　2月18日，来自内蒙古的陈佳乐和队友们一起度过了他的26岁生日——队友费尽心力为他找来蛋糕，但他戴着口罩，吹蜡烛不方便，就和队友一起用手把生日蜡烛扇灭了。

　　“来武汉之前，因为第一批医疗队优先考虑男护士，我没选上，当时爸爸妈妈还挺高兴，以为我不用去了。没想到我又跟着红会过来了，他们就觉得我骗了他们，我婆婆还大哭了一场。”刘梦迪说，出发前很紧张，但实际来到武汉，感觉反而没什么，“面对n多问题，就会有n+1种解决办法，每天看着新冠肺炎患者现存确诊数持续下降，就知道自己的付出有了收获，就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最难忘的，就是我们在转运中遇到的一位老爷爷，年龄已经很大了，在CT检测室门口徘徊着不敢进去，因为第一次核酸检测显阴，现在来做第二次，心里很害怕，担心返阳。”刘梦迪说，当天她们就和老人聊了很久，“后来得知我们从云南来，老爷爷很高兴，跟我们聊了很久，聊他1965年去云南支边的事，聊昆明的西山和滇池。”

　　后来，老人慢慢放下心事，走进了CT检测室。“进去前，老爷爷还跟我们招手，说是等治好病，一定要再去一趟昆明，爬一次西山，看一眼滇池。”她说，有了这些难忘的经历，能够帮助到那么多人，她对自己来到武汉一点都不后悔，“2003年非典肆虐的时候，我还不记事，但现在，到了我们该走上战场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