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4月1日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通知，决定设立河北雄安新区。
雄安新区规划范围涉及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未来承担着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作用，雄安新区甫一出世，就被定位为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杨开忠长期致力于首都圈研究。早在2013年，他给有关方面的一份咨询报告《北京城市功能疏解问题、思路与措施》中，提出规划建设“国家行政文化新城”，地点就选在河北保定的雄县附近。
太近会依附北京
南方周末：雄县过去不为人们所知，咨询报告中怎么考虑把新城建在这里？
杨开忠：主要是这么几个考虑。
首先，国家行政文化新城仅承载部分国家行政文化功能，便利往来北京中心城很重要。然而，选址离北京过近，势必失去新城的独立性，最终加剧北京中心城市“摊大饼”式的发展。因此，国家行政文化新城选址应既能满足往来北京中心城便利的要求，又能保障其自立发展。根据国内外经验，国家行政文化新城选址应在北京通勤都市圈以外、首都圈以内，距离北京中心城市100公里左右的地方。雄县附近离北京大约120公里。
第二，要有利于京津冀区域的均衡发展。京津冀区域发展严重不平衡。一方面，北京、天津属于我们国家最发达的省市；另一方面，河北不仅是我国沿海地区最落后的省级政区，人均GDP在全国各个省份中排在倒数十位左右，而且尚有39个县属于国家级贫困县。发展的严重滞后使河北不仅不能有效分流全国涌向北京的人口，而且造成过多河北人到北京就医、就学、就业和居住。
京津冀区域严重的不平衡发展是北京人口过度集聚、“大城市病”突出的重要原因，河北没有更大的发展，北京大城市病就难以有效解决。因此，国家行政新城选址应当有利于带动河北发展、促进京津冀区域均衡。而河北人口约70%在冀中南地区，因此，国家行政新城应该在北京南边的河北境内选址。
第三，开发上的可行性。国家行政新城选址必须充分考虑到当地自然、经济、社会、人文条件，确保地震地质、气候水文、土地、交通及公用设施等有效开发的可行性。雄县附近开发条件相对十分优越，尤其是土地利用现状以农业为主，发展空间充足，交通条件优越。例如，在交通上，正好处在京九通道和津保通道交汇的地方，离正在建设的北京新机场很近，在新机场有效服务范围内；往东走到天津港、沧州黄骅港也近。
第四，生态环境方面的可持续性。国家行政新城选址必须充分考虑到生态环境方面的可持续性的要求，避免新城规划建设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确保新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南方周末：怎么判断这个地区在生态环境上的可持续性？
杨开忠：在一定经济技术社会水平下，根本上要看资源环境承载力。就像一个木桶能够盛多少水取决于木桶最短那块木板一样，一个地区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承载力决定于最短的、在空间上难以转移的地方性资源。京津冀地区属于极度缺水地区，在一定的经济社会水平下，水是京津冀地区对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承载能力的决定因素。雄安地区拥有华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白洋淀，在内陆地区，水资源条件相对比较好，资源环境对人口和社会经济活动的承载能力相对比较大。
南方周末：除了雄县附近，当时你还有考虑过其他方案吗？
杨开忠：2015年我带领我的团队竞标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京津冀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政策研究》，和京津冀三省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资助重大项目《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与京津冀协同发展研究》。在完成这两个项目研究过程中，我们以为，保定雄县附近方案新城建设需要几乎从零开始，可能需要相对较长的过程，所以，2015年发表的“关于规划建设国家行政新城的政策建议”文章提出一个过渡性替代方案——秦皇岛大北戴河方案。在“制定实施加快河北绿色崛起的国家战略”等文章中进一步提出，鉴于北戴河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些时间里实际上担当着一定夏都功能，秦皇岛北戴河方案可以作为近期应急之用。
但秦皇岛北戴河是我国极为稀缺的滨海旅游度假基地，为保障人民日益增长休闲度假需要，主要应限于其现有设施的完善和利用，不宜大规模扩建。从长远来看，应选择保定东方案。
人口规模约300万-500万
南方周末：雄安新区在定位上与作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通州如何区分？
杨开忠：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通州是北京城市的副中心，同北京中心城区同属功能上的一个城市，处在一个通勤圈、一个就业市场、一个房地产市场的范围内。而雄安新区，与北京中心城区不属于功能上的一个城市。另外，
通州北京城市副中心是北京市的“省会”，它的主导功能是市级行政办公、商务以及文化旅游；雄安新区则是承接疏解北京部分国家行政和企事业单位的集中承载地。
我认为雄安新区的主导功能将集中四个方面，即部分国家行政功能、文化功能、科技创新功能和国际交往功能，未来会有部分国家行政和一些部属高校、央企等企事业单位进驻雄安新区。
有的人可能会提出，“不应该啊，不是承接疏解的是‘非首都功能’吗?”这里有个误解。实质上，我们讲的“非首都功能”指的是“非首都核心功能”。习近平总书记“2·26”重要讲话说的就是，坚持和强化北京首都核心功能，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之后，我曾经撰文详细地解读过什么是首都核心功能和非核心功能。后来，可能是为了简略等原因，说成了“非首都功能”。
南方周末:雄安新区城市人口会有多大？对于北京人口，雄安新区能疏解到什么程度？
杨开忠：从京津冀城镇体系完善优化来看，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建设100万至500万人口的大城市。无疑，雄安新区城市人口规模应该在100万以上。功能决定规模。至于到底多大，处决于雄安新区基本功能是相对单一的还是综合多样的，定位在较单一功能，人口就会小一些，定位在综合多样的功能，规模就要大一些。在“关于规划建设国家行政新城的政策建议”一文中，我建议国家行政文化新城定位单一行政、教科文卫功能，因而，建议城市人口控制在100万。从现在的中央决策来看，雄安新区功能定位似乎是比较综合的，因此，人口规模会比我原先建议的要大，估计在300-500万左右。
北京定下了人口总规模2300万人口的“天花板”，人口调控面临很大压力。可以肯定的说，雄安新区是抗衡北京人口吸引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反磁力中心，将大大缓解北京人口规模调控的压力。
国际一流的品质
南方周末：建设雄安新区和当年建设深圳特区、浦东新区的区别是什么？
杨开忠：我想有两个方面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品质是关键。雄安新区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发展高端功能和高端产业，培育新动能，成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这些的根本在于聚集人才。而人才偏好高品质的地方，国际一流的地方品质吸引和集聚一流的人才。因此，建设雄安新区，关键在打造国际一流的地方品质。我想，正是站在这样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用最先进的理念和国际一流的水准进行城市设计，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打造优美生态环境，提供优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构建快捷高效绿色交通体系，打造城市建设的典范。我以为，这是与当年搞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显著不同的，当时非常强调速度和数量，相对忽视了质量和品质。
第二，用好PPP模式。习近平总书记说，建设雄安新区一项重要任务是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我想，在这方面，建设雄安新区一个重要的机制特色和不同，就是在公共产品和服务提供中将会充分利用PPP，更加充分地利用市场机制，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有效地结合起来。当年建设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时，没有这个条件。
南方周末：据你所知，在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接下来还会不会有其他大动作？这个工程最后要落地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杨开忠：雄安新区是具有全国意义的“千年大计”。我认为，从意义来讲，雄安新区是京津冀协同发展最大的国家区域工程，超过天津滨海新区，也超过通州北京城市副中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未来进程中，还会有一些重要空间行动，可能包括一些行政区划的调整和沧州增长极的提升等，但相信所有其他新的国家区域行动其意义都赶不上雄安新区了，不再会有如此重大意义的国家区域工程了。
这个“千年大计”已经有了正确路线，之后的决定因素就是干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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