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北，他“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在正定，他实现了改善农民生活的承诺；在80年代末的宁德，他说“当官不要想发财”。跟随央视原创微视频，一起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初心。

第一集《梁家河篇》

习近平：在陕北插队的七年，给我留下的东西几乎带有一种很神秘也很神圣的感觉，我们在后来每有一种挑战，一种考验，或者要去做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我们脑海里翻腾的都是陕北高原上耕牛的父老兄弟的信天游。下雨刮风我是在窑洞里跟他们铡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因为我那时候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我不换肩的。 

出身于革命家庭的习近平15岁的时候去陕北农村插队，在7年的摸爬滚打中，实现了他从格格不入到和老百姓融为一体的转变。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很彻底的过程。

习近平曾经插队的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

习近平：我很自豪，自己能够出生在一个革命家庭里，家庭有很严格的革命传统教育，总是讲孩子们不要放在温室里，要经受大风大浪。

石春阳（63岁，梁家河村村民）：冬天打坝的时候呢，习近平呢，那时候也就二话不说，挽着裤腿，光着脚就下去铲冰，也不考虑落什么后遗症不后遗症。

他在报纸上看到四川农村办沼气，他自费到绵阳学习，回来以后呢，在梁家河办成了陕西第一口沼气（池）。

习近平：第一口池子是颇费功夫的，一直看到这个沼气池两边的水位在涨，但是就是不见气出，最后一捅开，溅得我满脸是粪，但是气就呼呼往外冒。我们马上接起管子后，我们的沼气灶上冒出一尺高的火焰，我看再憋一阵子，池子要炸了。就在那个时候，我们这个沼气池捅开，另外的沼气池相隔一两天就建成了，但是我们还是第一。

石春阳（63岁，梁家河村村民）：大家就推荐他，参加了这个延安地区上山下乡，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这个会上，给他奖了一辆三轮摩托车。如果他要自己用这个摩托车的话，也是挺方便的，但是他没这样做。他觉得这个摩托车对村上不实用，就到农机公司去，换成了手扶拖拉机，带了一个磨面机，还带了一个粉碎机，一次他就换了这三样。

后来，习近平当了村支书，而留在村里的知青也只剩他一个人。今年已经69岁的梁家河村村民张卫庞还记得，由于生活不便，习近平便到他家和他们一起吃饭，而这一来就是将近一年的时光。“1975年习近平考了清华大学以后，第一件东西，他就把这个针线包拿出来，拿出来给了我。他说，咱们在一起七八年了，也没什么好东西送给你，把这个针线包送给你，送给你作一个纪念。这个针线包是习近平在我们梁家河插队的时候，他妈妈亲手做的这个针线包，给了他，上面绣了三个字，‘娘的心’三个字，三个红字。”

习近平离开梁家河村那天，乡亲们早早就来到了他住的院子里，张卫庞回忆起那天的情景时说：“院子里都站满了人，他把门一开，看见大家都站那儿送他呢！走的时候那个情景是，梁家河的老老少少都流泪了，包括习近平也流泪了。

张卫庞还记得，去延川县城送习近平的一共有十三个人，“一个人凑两毛，一个人凑五毛，凑的钱照的相。放得下放不下，不走不行，人家有人家的前途，不能在农村待一辈子啊。”

习近平：我的爷爷也是农民，我的父亲是从农民走上革命道路的，我自己也去当了七年的农民。我觉得在我一生中，对我帮助最大的是两种人，一种就是革命老前辈，一种就是我那陕北老乡。

2003年11月10日播出的《东方时空》，有一段对习近平的采访，当时记者问道：这种历练对您今天有什么影响？

习近平：看到了人民群众的力量，看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真正理解了老百姓，了解了社会，这个是最根本的。很多实事求是的想法，都是从那个时候生根发芽的，以至于到现在，每时每刻影响着我。

第二集《正定篇》

时任正定县委办公室干部张银耀说，习近平来了以后，首先把调查研究作为他的第一要务。他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各个公社，各个生产大队，还有农户里去调查研究。

赵德润（71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1984年通讯《正定翻身记》采写记者）：我在正定采访习近平同志，到现在已经33年了。在1984年，我们第一次见面，第一次见到习近平同志是4月17号。

上世纪70年代，正定县当时是全国有名的农业学大寨先进县，是北方地区粮食生产最早“上纲要”（亩产400斤）、“过黄河”（亩产500斤）、“跨长江”（亩产800斤）的县，曾以我国北方粮食高产县而名扬一时。头戴高产的帽子，其实很多人家连温饱都没有解决。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赵德润说，“高产县”被认为是个桂冠，是个政绩，老百姓的日子还是很穷的，有时候口粮不够需要到其他县买高价粮。当时征购任务是7600万斤，他这个县的人口40万，平均每个人给国家贡献190斤，后来有一个县委副书记吕玉兰，两人对农业都非常熟悉。他们就商量向国家提出来，能够减赋，给农民减负。

时任正定县县长程宝怀回忆，近平同志跟他说，实事求是，这是党的光荣传统。习近平和吕玉兰就给中央写了封信，反映了高征购问题。

赵德润说， 最后国家给减掉了2800万斤。这对正定来说是一个减负。

如何让正定人民尽快富起来，是习近平一直思考的事情。1981年底正定县人均收入每天只有4角钱，农民辛苦干一年，连买油盐酱醋的钱都不够。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赵德润说，习近平谈到要有规划，要摸清正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改变过去盲人骑瞎马，朝令夕改的状况。

因为赵德润采访接触很多县委书记，他说：“这个31岁的县委书记不一般。习近平对正定的治理，不是光从正定的角度考虑，还从全国的眼光来看正定。比如，习近平讲要背靠大树好乘凉。大树是什么？大树就是专家学者。”

1983年初，在习近平的主持下，县委县政府出台《招贤纳士九条规定》，刊登在《河北日报》头版头条上，吸引众多有志之士自愿来到正定。习近平还亲笔书信给全国各行各业的一百位知名专家、学者、教授，写去一封封热情洋溢的邀请信。愿意来到正定，为正定发展贡献智慧的专家很多，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经济学家于光远，河北化工学院名誉院长、老教育家潘承孝等专家学者。当时世界著名的眼科专家张晓楼，不顾年事已高，身有疾病，多次带着专家学者来正定培训业务人员。

习近平同志根据正定的实际情况，进行多方调查研究，为正定经济发展提出了一个发展战略，那就是走“半城郊型”的经济发展之路。

赵德润说，习近平提出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靠城吃城，那么就提出二十字方针，叫“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今天看来二十字方针也相当棒。你城市我就是为你服务的，你缺什么我给你补，包括这个种植、养殖，后来发展起来以后，对石家庄是一个很大的补充。

事实证明，“半城郊型”经济发展之路对于正定来说是正确的道路，是一个可持续性发展之路。

赵德润说，这实现了他（习近平）自己的承诺，他说就是要改善农民的生活。

习近平：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比较努力的人，还是一个能够自己去提醒自己，约束自己，为了一个目标去实施的人，而且现在还在继续坚持着。我也希望我一辈子能够坚持下去，做成我既定的人生的事情。而这个事情我觉得不多，最多就是这么一件事，我想就是为老百姓多做一些事情。

第三集《宁德篇》

时任宁德地委办政研室副主任的李金暄还记得，习近平来这里第一次作报告就提出来，“你当官不要想发财，发财不要在这里当官，熊掌和鱼不可兼得。”

1988年习近平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期间，曾经清查干部违规私建住宅的问题。 

时任宁德地区纪委副书记的张经喜回忆，习书记刚到宁德没有多久，就和市委有关领导一起到九个县调查研究，包括一些乡村、一些企业、一些学校、一些机关，总共调查研究一个月时间，他听到的东西很多，其中就有群众反映干部乱占地建房问题。

李金暄（时任宁德地委办政研室副主任）：最突出的就是机关干部里面有乱建房的苗头，买地、砍木材、拿三材（钢材、木材、水泥），这个多少都会影响到群众，群众一包、两包水泥都买不到，你能够拿这么多指标去建房，当然老百姓就有意见了。

张经喜（时任宁德地区纪委副书记）：反应比较强烈，议论比较多，所以习书记下决心就把清房问题，作为惩治腐败的突破口来抓，亲自抓。

1990年福建电视台新闻资料解说道——

今年4月以来，宁德地委行署认真贯彻省委4.23电话会议精神和宁委（1990）12号文件，抓紧开展对干部在工作所在地有私房又占住公房的清理清退工作。到9月19号，全区已清退出公房1917户，相当于盖50套为一幢的宿舍楼40座，清退公房工作走在全省前列。市文明办干部张志坚同志长期住不上公房，这次分配到新房，高兴地告诉记者说，他工作了二十几年了，长期租用民房，今年市委市府的清房工作的确是真干，不然像他那样的干部，不知何时才能住进公房。

清房工作涉及到几千人，在2003年11月10日播出的《东方时空》采访中，面对记者“到底动还是不动，心里有没有掂量？”的提问，习近平如是说：

习近平：我就问当时的一个纪委副书记，我说你觉得老百姓意见大不大？群众意见大不大？大。是不是当前影响积极性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将近三百万人该得罪，还是这两三千人该得罪？他说那当然是宁肯得罪这两三千人。我说那咱们就干，要干就干成，义无反顾，开弓没有回头箭。

张经喜记得，“习书记当时就讲，叫我们眼睛要紧紧盯住全市400多名处级干部的问题。”

李金暄说，“不清房的话，宁德地区（当年）这么穷，干部不廉洁，后面脱贫致富谁来搞？就搞不起来！老百姓不信任，人家不去干了，干了很多怕你们干部吃掉，他这个人就是这个心态，不把这种（萌）芽摘掉，将来长起来后变成毒瘤就很难办了。”

张经喜说，“态度非常坚决，决心非常坚定，力度非常大，实效非常好，群众非常拥护，老百姓说共产党的老作风又回来了。”

记者问，“事后这些被处理的干部还恨你吗？”习近平说——

习近平：对我没意见，而且我走的时候也还是难分难舍的，因为我觉得他们觉得我，确实不是为了自己，我跟他们无冤无仇的，我就是在那儿讲一个公道，我们干部不要去伤害人民的利益。